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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通俗地讲，认定个人是否可以作为证人只看两点：一是是否知道案件事实，二是能否正确表达意思。

由于证人的身份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所有了解案情的人（即使是法官、检察官等司法工作人员）都应当优先履行证人义务。此外，有一些人虽然知道案件事实，但限于不能正确表达意思，其也不能作为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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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六十八条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故原则上证人证言常以口头形式存在。但有原则就会有例外，实践中一些证人证言也常常会被用于其他的表现形式。此时，我们仍需从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出发去认定。

比如，《证据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申请以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中应当载明不能出庭的具体原因。”此时，虽然证人证言的表现形式为书面，但其本质仍属于证人证言。

再比如，有关单位针对案件事实出具的“情况说明”，虽然也以书面形式表现，但对其也不能适用书证的质证规则。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74号判决书中也明确：“单位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在无法核实来源及真实性的情况下，对其证明力不应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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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证据意识的欠缺，当事人在提起民事诉讼时往往出现过分依赖证人证言的局面。诚然，证人证言在一些案件中的价值不可否认。但也要看到，证人证言作为言词证据的一种，极容易受到外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庭审前通过对各种证据的查阅，一般法官已然对案件事实形成了初步的心证，仅凭证人证言几乎无法改变法官的内心判断。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中，我们也可窥见法院系统对证人证言的态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96号判决书中明确指出：“人证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证人或者当事人事后关于案件情节的描述，存在根据利害关系重新取舍的可能，故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对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正确。”

此外，在证人与申请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下，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就变得更低。但需要注意的是，证人虽与一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但其出具的不利于提举该证据一方情况下证言的证明力较高。《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5期韩龙梅等诉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也明确表明：“鉴于宗芹作为向刘继销售被告阳光人保保险业务的经办人，与阳光人保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不利于阳光人保的证言可信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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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证人证言的质证，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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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证人证言作为一种法定的证据形式，举证程序复杂，在案件存在多位证人的情况下会严重拖累庭审节奏。此外，证人证言由单方提供，证明力不大且具有易变的特点，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对其适用应十分谨慎。